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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文道感慨这个时代的浮躁和暴戾
作者:海维教育    发布于:2016-08-03 03:24:55    文字:【】【】【
摘要:梁文道感慨这个时代的浮躁和暴戾

来源:新京报 贾鹏   原标题:对话梁文道:社会问题需要记住关键词

梁文道

    ●44岁,香港文化人、传媒人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活跃于香港的文化界、知识界,是谈话节目《锵锵三人行》的常任嘉宾。
  他曾为两岸三地多家中文报刊杂志撰写专栏,曾做过商业电台台长,参加包括工人权益、小区维权、反战运动等活动,创办次文化组织牛棚书院。
  【对话动机】
  梁文道是香港文化界活跃的一员。
  说到他的新书《关键词》,梁文道感慨于这个时代的浮躁和暴戾,这和他在书中对社会群体情绪的不解与害怕相印证。
  面对记者,梁文道始终保持着温和和专注。从他关注的时下最热的事件和词语聊起来,聊贫富差距、谈文化差异,也说出他眼中的内地与香港。他希望把自己训练成一个有旁观者心态和能力的人。他说自己很香港,“不喜欢把情感讲出来,那样会觉得很肉麻”。
  话语与情绪
  “我们为什么那么压抑愤怒”
  新京报:你这次出版的新书《关键词》,和之前的《常识》有些像,都是针对社会热点和公共话题谈自己的观点,为什么时隔5年要再写一本这样的书?
  梁文道:这些文章不是只针对热点事件,而是聚焦讨论某些事件的常用语,这些语言不会像事件过去得那么快,很多语言是认知和解构这个社会的概念系统的节点。我希望通过这些节点看到后面的一张网,看到他们的起源、联系、作用。
  新京报:哪些关键词会让你的感受很深刻?
  梁文道:有些关键词是长期困扰我的,比如暴力的、生命伤害的、牵涉到社会某种情绪的,比如说泄愤杀人,这几年我们常听到这样的讲法,到最后都习以为常接受了这样的现象,以至于那些幼儿园小学暴力事件都要被遗忘了,但我放不下,这样的事情最后用这种简单的讲法来解释。
  新京报:觉得不可理解?
  梁文道:我觉得现在人们的情绪有时会处在一种失控的状态,我对这种情绪的变化特别敏感。比如路上坐车时,看到那些人不耐烦﹔我常常搭飞机,也会敏感于乘客对误点的愤怒,有时甚至无来由的要找人发泄。我就会想,我们为什么会这样,那么压抑,那么愤怒。
  新京报:但在这种环境里,你不光是旁观者,也是当事人。
  梁文道:对,都是。处在这样的环境里,我难免被这样的情绪包围,但我更希望把自己训练成一个有旁观者心态和能力的人。
  炫富与仇富
  对“成功”价值观的扭曲
  新京报:你在书中讲到了炫富,也提到了最近因赌球被抓的郭美美,现在很多人对这件事的态度是调侃和娱乐。
  梁文道:调侃有时是一种犬儒心态。在人们看来,郭美美确实在炫富,虽然我不能肯定她和红十字会是否有关系,但这两个因素同时存在,就导致公众的不满和愤怒,但又无力深究背后的东西,所以只能调侃。
  新京报:现在除了炫富,还有一种心态是仇富。
  梁文道:这两种情绪同时出现很有趣,当炫耀成为一种主题或文化,是不正常的,其实这是一种贫富阶层差异的反映,不同阶层之间存在着矛盾,而仇富情绪也是不正常的,原因是不同阶层处在相对不公平,分化严重的状况,而这种分化没有一种有效的办法去协调和处理。
  新京报:此前经济学家茅于轼和历史学家薛涌曾做过该不该“替富人说话”的讨论,如果你身在其中,会是什么立场?
  梁文道:我不知道,我无法单纯地站在他们两人中任何一方的立场。现在的问题是,没有一套话语体系能够让穷人表达,获得向上爬的机会,也没有一套话语体系,让富人表达为什么配得上拥有这些财富。
  新京报:但在炫富的人看来,可能不需要解释这种原因,炫耀这种结果就足够了。
  梁文道:在今天的社会会出现,我只要成功了就什么都可以了。这种观念在我看来很危险,是一种非常中空虚无的价值观。部分中国人今天对于要出名,要发财的那种欲望已经到了荒谬的地步。
  新京报:这种价值观为什么越来越普遍,像一种成功学被接受呢?
  梁文道:这很可怕。不是说成功不好,但问题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成功,一个良好的社会对于这一点应该有解释系统。没有这套解释系统,就会出问题。
  香港与内地
  “身份排序让我担忧”
  新京报:近几年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,“双非”事件、奶粉事件,到前段时间的“街头便溺”事件,分歧为什么越来越大?
  梁文道:这两年香港在这些两地矛盾中,体现出一种极端的族群态度。我很讨厌族群态度,因为这是一种人为的身份排序。举个很荒谬的例子,假如我误入了女厕所,女士骂我“你怎么那么无耻”,我能说“怎么了,你瞧不起中国人吗?”
  这种身份排序让我觉得很可笑,也很担忧,香港以前没出现过这种意识,近几年才突然出现的。
  新京报:有观点认为,港人对内地的态度随着社会阶层的裂变而两极分化,精英阶层喜欢内地,因为有共同利益﹔底层人们反感内地,因为社会资源被占用。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?
  梁文道:香港的贫富差距非常大。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,他们的确认为社会资源被占用了,担心内地越来越多的人来香港,但他们大多从事服务业和零售业,客观上又割不断和内地的联系。
  新京报:香港一些新生代说自己是“本土意识觉醒的一代”,你觉得这种本土价值观是什么?与内地的价值观有差异吗?
  梁文道:举个例子,地铁里,香港人让完座位会躲得远远的,他怕对方觉得自己要表达这种善心。他们很热血,也很有正义感和同情心,但不喜欢宏大的叙事方式,不会把“爱香港”这样的态度挂在嘴边,会觉得天哪,很肉麻。
  新京报:一个城市的性格和气质取决于生活在这里的人,也影响这里的人,你会怎么定义香港和你自己的性格?
  梁文道:我觉得我挺香港的。
  价值与分享
  读书人的价值是分享观点
  新京报:你关注过今年高考的新闻吗?内地的一名学生放弃港校复读,选择内地高校,似乎前几年的“港校热”在逐渐变得理性。
  梁文道:我知道这件事。这个学生的解释很特别,她说自己喜欢更纯正的国学和中文,这牵涉到她对两地教育和文化的理解。我觉得这是她个人的选择,不是一个大的趋势。
  新京报:关于你的标签有很多,作家、媒体人、书评人等等,你觉得哪个标签和自己的性格特征最相符?
  梁文道:我觉得媒体人作为我的职业标签最合适,我主观上希望自己能成为好一点的读书人和知识分子,不过这种东西没必要告诉别人,是给自己的承担。
  新京报:你曾经做牛棚书院院长,现在也会经常推荐一些书,但在互联网时代,阅读习惯已经明显改变了。
  梁文道:书的价值在于印在纸上的想法和智慧,即使载体发生了变化,比如以网络形式呈现,但价值还是存在的。只是这种变化影响了传统作家的市场价值,当然,作家的市场价值本来就很小,他的价值更多是传递观点,这种价值不是在市场上呈现,而是通过分享实现的。
  新京报:你不用邮箱,也没有微博,似乎你与这个时代在保持一种距离?
  梁文道:我有点跟不上时代,现在很多年轻人吃饭前要拍那些菜发到网上,好像没发过,就是没吃过。我不懂,为什么这种行为我们叫它“分享”,我们有那么多值得分享的事情吗,在我看来分享是很珍贵的,但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都这么廉价。
  我不用邮箱、微博,也没有脸书和推特,我和这些社交软件有距离感,可能大家共有的情绪和观感我都没有,但同时我也很清醒。有时我会觉得,自己是真的老了吧。
  新京报记者 贾鹏 实习生 曹忆蕾 北京报道
  摄影/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
  编辑:闫宪宝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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